遗憾的是，这两个法律草案后来由于全国范围内四清运动的开展而没有公布。

而部门规章之所以与地方政府规章是同一位阶，就在于国务院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65]而且按照梅克尔的观点，废止是在规范冲突的情况下发生，而新法优于旧法不一定甚至主要不是为了针对规范冲突。

也就是说，为什么无法认为下位法是对上位法的内容的具体化，因为下位法的制定机关有其自己的意志，上位法顶多只规定了下位法不能规定的内容，但具体应当规定什么内容，上位法并无法为下位法提供指示，自然更谈不上下位法对上位法的内容进行具体化了。否则，如果缺乏条件关系或者构成双向废止关系，则为相同位阶关系。这种任何内容都可以无差别修改的程序会导致任何价值都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种观点显然是把讨论一类法律文件之间位阶关系的法律位阶理论变成了针对特定法律文件之间位阶关系的理论，这已经偏离了法律位阶理论的本意，故本文不采。比如从人应当爱同胞这个规范可以推导出人不应当让同胞遭受不利人不应当杀害同胞或者对其造成生理或道德上的伤害当同胞处于危急状况时应当提供帮助这些规范。

[56]根据梅克尔的观点，任何一个规范秩序在任何时间点上，它的效力都是封闭的、完美的和最终的。[8]Vgl. Stanley L. Paulson, Zur Stufenbaulehre Merkls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die Allgemeine Rechtslehre, in: Robert Walter (Hrsg.), Adolf J. Merkl: Werk und Wirksamkeit, Ergebnisse eines Internationalen Symposions in Wien (22.-23. M?rz 1990),1990. S.96. [9]参见胡玉鸿主编：《法律原理与技术》（第2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页。其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立法工作也永无止境，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任务依然很重。（五）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就是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从现阶段法治建设的具体实际出发，突出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要紧紧抓住实际行使执政权、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司法权的关键少数，让各级领导干部在全面依法治国中发挥关键作用。

新征程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在更高水平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更加认真贯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理论和重大原则。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加强居民公约、村规民约、行业规章、社会组织章程等社会规范建设，推动社会成员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规范。四是法治保障体系更加有力。这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资源。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数字鸿沟不断拉大，数字不公、数字歧视恶化，现有数字治理规则难以适应规范数字活动、调整数字关系、保护数字权利、追究数字责任的需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离不开法治文明的复兴。在新征程上，党的二十大提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标准。坚持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完善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制度，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和保证更加坚强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第一是中华法系的历史维度。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

没有正确的法治理论引领, 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法治实践。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法典，标志着我国民事法律规范体系更加成熟定型。

世界范围内侵害个人隐私、侵犯知识产权、网络暴力、网络犯罪等普遍存在，网络监听、网络攻击、网络恐怖主义活动等成为全球公害。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紧紧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来进行，持续不断地完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制度体系，使法治体系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中华法系形成于秦朝，到隋唐时期逐步成熟。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创造性地把党内法规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将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确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任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法治体系还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主要体现在：法律规范体系不够完备，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存在薄弱点和空白区。为了保证和体现党的领导，必须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秉持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正确处理好政治和法治、改革和法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关系。

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离不开法治的规范和保障。

涉外法治短板比较明显，对外法律斗争的工具箱还不充实，等等。（二）加强法治实施体系建设，确保法律法规严格公正高效实施 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

2018年，根据中共中央建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对现行宪法作出第五次修改，宪法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等载入国家根本法，对推动我国宪法与时俱进、完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党章修正案作出的两个确立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习近平指出：权力不论大小，只要不受制约和监督，都可能被滥用。要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民主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然而，由于上述基本国情和社会历史条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治国理政需求、法治队伍总体素质、法治文化环境、执法司法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等，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理想图景和指标体系不能脱离实际，既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宪法实施得好，整个法律体系就运行良好。

具体而言： 一是法律规范体系更加完备。一方面，要把人民作为法治建设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创造性地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加切实、更高水平、更有成效地实施人民民主。

二十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可谓有的放矢、精准决策、意义重大。我们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贯彻民主集中制，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各国家机关构成一个统一整体，既合理分工，又密切协作，既充分发扬民主，又有效进行集中，破除三权鼎立两院制那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实的弊端。

所以，必须坚持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以高质量法治体系为依托构筑高质量法治轨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法治之基、修法治之路、铺法治之轨、开法治之道。第三是法治竞争的世界维度。

习近平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是这个最关键。深化行风建设，规范行业行为。具体体现为：党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集中统一领导，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法治建设重大问题，以中央全会形式专门研究决定法治建设重大问题，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研究审议法治建设重大问题，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专题研究决定全面依法治国重大事项，以中央工作会议形式专题研究部署法治建设重要工作。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的历史轮廓日渐清晰，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和平崛起势不可挡，但守成大国绝不甘心，它们将中国臆想成最大威胁和挑战，极尽遏制打压之能事。

坚持以公开促公正、树公信，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杜绝暗箱操作，坚决遏制司法腐败。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决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任何政治势力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经过长期努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加速推进，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为推进依规治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形成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相辅相成的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些问题，必须抓紧研究解决。